五年前，Harry到了上小学的年纪，作为父母，我们没有追逐所谓的名校，而是选择了北京西城区一所普通小学。
我和我先生都是北大毕业，都认为是否上一个最优秀的大学，对后续人生并不是决定性影响。每个人有自己的智商水平，如果他不是某个层面的人，即使是通过增加学习时间或其它方式而进入另一个学习竞争环境，他也会和周围的人有差距，在这个差距中有些性格的孩子就会不自信不快乐。所以我们并没有要求孩子必须是出类拔萃的精英，他只要做自己就好，我们也不需要他来完成父母的人生梦想。
我生长在北京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家庭，小学在崇文区一个很普通的学校，周围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。但是我从小读书就很轻松，高中考上了当时排名第一的北京四中。当我兴高采烈的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学班主任时，她甚至表示没有听说过四中。那时，我的初中同学很多上了技校、中专，现在做会计、酒店管理等工作，不少人过得很不错。
我考试比他们出色，后来上了北大，但我从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就高人一等，考试能力不是社会生存能力，不是财富能力，更不是幸福人生的保证书。我们这些同学里最成功的，也不是当时学习成绩最好的。
一个人学习上是否聪明，与他在社会上过得好不好，是不一样的。虽然社会一直在变，但我深信，名校和高学历不是唯一的出路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没必要为此目标付出太多，顺其自然就好。
可是在国内高度竞争的环境下，坚持自己的观念是困难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夫妻想减少社会压力对自身行为的干扰，但这真的很难。我们也常常怀疑自己这样的思考和行为，是否正确，会不会耽误了孩子的未来。
像我们这样放养孩子的教育方法，在朋友圈里也算个异类了。我们周围的朋友都努力让孩子上北京实验二小、史家小学这些名校，他们的孩子多少都有一技之长，而Harry什么技能班、学习班都没上，周围的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。
在周围几乎所有父母都在给孩子加压的时候，我发现坚持宽松的教育方法，在某种程度上让孩子变得有些孤单。我儿子小的时候，周围还有一些同龄的玩伴。他们一见面，就开心得大叫，然后疯跑着去玩各种游戏，欢乐洋溢。读幼儿园大班时，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，他周围的同学几乎都去上各种补习班了，比如主持、朗诵、英语、识字等。
刚开始Harry还能比自己小一两岁的孩子玩。等他再大一点，他在小区里真的就找不到玩伴了，其他孩子都在上各种补习班、兴趣班，做各式各样的作业。
Harry是一个偏内向的孩子，比较容易感受到压力，所以我和我先生都希望他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长大。在小学报名时，我们去的H小学非常普通，孩子的家长有不少是自己做小生意的外来居民，或者是极为普通的劳动者。我觉得他们很淳朴，也很看重孩子的教育。Harry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挺好。
我们希望孩子不要有太多的课业压力，这样他能有更多时间去观察和探索世界。孩子在自由行的游历中获得很多对不同文化的体验，也许这比单纯的知识学习更能激发思考和扩展视野。
平均每年，我们会带儿子旅游一两次，有时候会向学校请假一个月之久。儿子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，她教学水平很好，也理解我们对孩子的态度，会很顺利地准假。但是数学老师会表示担忧，因为不少老师很看重孩子的分数，自己也有考核压力，非常不愿意学生请假，怕影响总体成绩。
我们的无奈
在国内的公立学校，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：学习是孩子的唯一出路。如果一个孩子学习成绩差，是非常难在公立学校获得宽容和尊严的。
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，其他孩子也会以老师的喜好和评价标准，来形成自己衡量他人的标准。好在Harry学习成绩好，是那种比较听话的孩子，他对公立学校的体制还是比较适应的。
但是竞争的压力无处不在，学校会在每个学年的末期，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劝退学习最差的学生。儿子班上总会有一个被老师定性为“最不好”的孩子。
小学生的价值观很容易受老师影响，老师如果孤立某个孩子，其他同学也很容易孤立他。可是，在某个所谓“最不好”的孩子离校后，就自然而然冒出来另外一个“最不好”的孩子。这是一个永不停止的游戏。
这些被劝退的孩子到底去了哪里，我们也不再知道。在公立学校的体制里，一个成绩不好又不守规矩的孩子，真是很难获得友谊和尊重。
北京绝大部分公立小学，课间是不让孩子出教室的，怕孩子出安全问题。学校也不会直接禁止学生去操场。但是老师会要求：学生如果要去操场，要么走路，要么围着操场老老实实地跑圈，不可以追跑打闹。
孩子们觉得只走路或围着操场跑圈很傻很无聊，所以也就不愿意去了。于是孩子们课间就在教室里玩，可是老师只让孩子们玩“安静文明”的游戏。
有一阵Harry和同学们喜欢叠青蛙，叠完了之后要比谁的青蛙跳地远，老师觉得这样孩子们会很激动，又喊又叫，也可能撞到东西，明令禁止了。
经过几轮不同游戏的尝试，最终孩子们玩起来一种叫“波波仔”的游戏，它有医生系列、外星人系列等，这个游戏在北京小学生里流行很广。他们一说到某个系列，就围成一圈，同时叉腰同时伸手，做出一系列动作来比试，还可以完全不发出声音。孩子们很高兴的玩，但我看了觉得很悲哀的，本来孩子们处在最活泼的年纪，却连基本的天性都给限制了。可是从学校的立场来说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
除了北京几个非常有名的学校比较强势，能够另设机制外，其他的学校都在各种考核压力下，在没有相应机制保障的时候，选择了最安全的管理方式，尽管这种方式是不符合孩子天性的。
虽然我们家长不想给孩子压力，可是难以抵挡大环境对孩子的影响。我儿子到了小学三年级末期，随着考试的压力临近，主课老师占用大量的时间，甚至是眼保健操时间和课间休息时间，让孩子猛攻考试的科目。
几周下来儿子的视力迅速降低。也许长期缺少户外活动，已经使得视力不好，而密集的题海战术，更加速了这个过程。Harry近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触动非常大，因为我们一直希望他轻松的成长，不给他报任何补习班，也不让他过度学习。但社会的压力依然雕塑着孩子，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，影响着他们的身体健康。
我们能够抵挡住家人给他的压力，可是实际上我们抵挡不住整个社会给孩子的压力。有时候，想选择一种成长环境，并不简单是选择一个学校，也不是选择是否去上学习班，而是要选择一个社会体系。也许这不仅仅是孩子的成长环境选择，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选择。
于是我们有了移民加拿大的想法和行动。我们的移民过程很顺利。拿到移民纸的那一刻，我们都有表面的欣喜和内心深处的无奈的叹息。
好分数不等于好人生
2013年秋天，我们全家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。行前，在我们刚和儿子提出移民想法时，他不同意，他说自己在国内语文是班里最高分，如果到了蒙特利尔，法语变成了语文，那他的语文就是最低分了。但是到了蒙特利尔第三天，他突然主动说很想留下来上学，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了他的这个改变。
从Harry在加拿大上学的第一天到现在，一个学年过去了。他也从小学六年级变成了初中一年级。从不会说任何一个法语词，到现在已经可以比较流利的和别人用法语交流。他每天上学都是高高兴兴的，没有我们预想的在陌生语言环境下的巨大压力和不自信。
在这里我们依然选择的是普通公立学校，周围依然有很多朋友的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和私校。但是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，不认为高学历是孩子的唯一出路。实际上很多博士毕业生的工资也未必比大专生高多少，可能只是2-3倍的差距，而不像国内也许是10倍的差距。
就业机会也不和学历高低或学校排名成正比，甚至大专生是更容易找到工作的，因为他们的技能和素质已经胜任大部分企业的需要。
现有社会的收入体系和就业机会，深刻影响着教育体系，影响和包容着父母们的选择。我们的宽松教育观念，不再是孤立的，也不是唯一的。教育观念多元，互相尊重，没有必须如何如何做的压迫感。
这里的各种课外班，选择很丰富，不再以学到某些知识或拿到某些等级证书为主流。户外活动非常受重视，课间时间有充分保障，无论是阳光普照还是大雪纷飞，孩子们都有充足的时间在户外玩耍和追逐。
学校的任何一次考试都不排名，也不打听别人的成绩。我发现孩子最大的变化是，虽然他成绩不是最好的，但是他仍旧觉得自己很好，变得比过去自信多了。他提到班上的同学，会告诉我谁谁谁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，但是不会去刻意评价别人聪明还是笨。他对人的评价变少了，他开始觉得，随便评价人是件不礼貌的事情。
各教育局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比较信息。每个地区教育局，都是靠这个地方居民的校税来维持，教育不好，房价就低，校税就少，教育局的日子就不好过。所以教育局都很努力，目标也很清晰，争取进入正向循环。他们不是靠血汗换来的业绩晋升，而是靠服务好本地居民来生存。
公校的教育资源与设施，在同一个教育局内力求平等。我感觉公校的职责首先是培养好普通人，而私校的目标是培养出精英。
在社会压力降低的情况下，孩子会有怎样的童年，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父母的态度。我虽然希望孩子较为轻松，可我自己毕竟是应试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，还是会不经意间给孩子造成压力。
比如在北京时，Harry语文考了97分，我脱口而出的问题是：“小学的考试多简单，这还得不了100分？”他的身体协调能力不太好，有几次在平地上走路也会摔跤，有时我表现得非常不耐烦。后来我意识到自己的内心藏着一个苛刻挑剔的父母。当我意识到这点后，我就开始调整心态，去接受自己的孩子，也接受自己。
教育永远都有新问题，有新焦虑，无论何时何地。但所有的问题与焦虑其实都是社会和父母内心世界的一个缩影。
在北京，孩子巨大的学习压力是社会财富分配和就业现状的缩影；孩子较少的户外体育时间，是社会医疗机制（孩子在学校受伤谁承担医疗责任）、独生子女以及价值观的综合结果。在家里，孩子体会到的要求和苛责，是父母成长过程和心理模式的体现。选择东方还是西方，很多时候是在选择自己而不只是孩子的生存环境。能否允许孩子做好自己，是在和自我内心对话，而不仅仅是对孩子的陟罚臧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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